全国知名大律师陈有西在4月19日的微博上说：（体制）这是客观现实，不在于你信不信（体制），你必须信（体制）。这条微博是回复一位网友@mayi2016在陈律师批评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的微博里发表的一条评论：陈律师一直在相信这个体制。（微博已经找不到了）。就我对那条微博以及陈律师以前的言论的理解，陈律师一直觉得中国的许多方面是需要改变的，但（因为体制是客观现实）只能在体制内解决，希望这个体制自我改良。还有周孝正、孙立平等学者，虽然经常发表一些“不和谐”的反对体制的“反动言论”，但他们也是希望这个体制可以自我改良。我把他们称为改良派。
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，视频里有几个人在开会讨论，主角是夏业良教授（前北大教授，现居住美国），讨论的是用暗杀等暴力手段推翻中共政权。我不知道暴力推翻政权后会怎么样（造成中共换届？改朝换代？还是会真正的走向共和）？所以我并不支持暴力革命，但这也算是一种改变的力量吧。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颜色革命，我把他们统称为革命派。
虽然两派的手段不同，目的或许也不相同，但都表达了对中国的现状的不满，而且也提出了改变的诉求。
那么，中国真的需要改变吗？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现状吧。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清楚理想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，现实又是什么样子？我想先说说我自己梦想中的中国。
我梦想中的中国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真实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我的幸福我做主。
幸福是个很主观的东西，有的人追求精神上的升华，有的人追求物质带来的愉悦；有的人以给孩子更好的未来为乐，有的人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而且，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，有了思想的变化，对幸福的感觉也会有差异。所以，幸福不是由哪个人或者组织可以替我规划设计的，如果是被别人设计的，那极可能不是我自己需要的，幸福也就无从谈起。
所以，一个人要追求幸福，首先就要思想自由。思想自由，是按自己的真实意愿追求幸福的前提。它包括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，也包括了不信仰的自由。任何个人或者组织都不能规定，也不能强迫一个人信仰哪一个思想、宗教，或者不信仰哪一个思想、宗教，而且不会因为信仰或者不信仰哪一个思想、宗教而受到歧视，甚至是迫害。
追求幸福的物质基础是财产自由。财产自由的重点在“自由”，而不是财产本身。财产自由是指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追求财富的自由，也指一个人完全可以自我支配自己的个人财产。但它和财产的多少不是正相关的关系，它和一个人的追求幸福的方式有关，也是一个人以自我的意愿追求幸福的基础，确保不会受他人或者组织的支配和威胁。
要做到思想自由和财务自由，只能靠法治。用法治保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财产自由，来保障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法治中的“法”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规范政府的社会规则。那么法治就有了两层含义。第一，法治保护每个人的权利，所以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在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，不得侵犯其他人的权利。而每一个人对其他公民的评判标准，首先是法律，而不是道德，不是从道德上给人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，而是他的行为是否违法。第二，确保政府依法行政，政府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可依，有法律的规范。理论上说，只要有真正的完全的法治，就能够确保每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财产自由。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完全的法治，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实现的。
怎么来确保法治，来保障个人权利呢？通过民主和新闻自由。
民主的根本目的是限制政府权力来保障个人权利，主要表现和手段就是选举制度。选举是必须有规则的，规则必须由法律来确定，所以民主本身也就是法治的结果。但法治也需要有民主制度的保障才能真正的保障公民权利，很难想象专制独裁可以实现真正的法治。所以，先有法治才有真正的民主，而只有通过民主才能确保真正的法治，来保障公民权利。通常认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，选举就是公民行使选择权。我认为，选择权其实也是否决权，通过否定来选择，而且，如果选出的政府不能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，也可以否决这个政府。
新闻媒体是公民之间传递、交换信息，发表观点的工具，也是公民行使监督政府是否依法行政权利的工具，所以新闻媒体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。新闻自由可以推动民主和法治的真正实现，同时，新闻自由也需要民主和法治来保障。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香港从来都没有真正完全的民主，但在港英政府时期，由于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，香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的。现在的香港，新闻媒体基本已经沦陷，出现了香港的雨伞运动，也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，如果香港的司法独立体系受到破坏，香港的未来堪忧。
要保障民主和法治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，就是教育。通过教育，培养每个人的公民意识，了解人类文明成果，学习社会生活经验和技能，确保每个人可以自我定义幸福的含义并拥有追求幸福的能力。
说完了我心中的中国，再来看看中国的现状吧，我想从以下几点来谈。
“依法治国”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。按现代意义的理解，应该是“政府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”，应该叫“依法理国”更合适。但我们这个“依法治国”停留在先秦时期法家主张的“法治”，也就是“以法律为工具统治国民”，准确的说应该是“律治”，或者“律政”，也就是“以律治国”。历史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，中国依然只有“律”和“令”，没有“法”，或者有“法”，但对其中治民的“律”情有独钟，而对其中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“法”视而不见。而现政权的“依法治国”，说白了就是当年的反右、文革等等都是正确的，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只是因为发动群众这个手段。所以现在的依法治国，只是挂着“法治”羊头，卖的反右、文革的狗肉，为毛式的倒行逆施披上了“合法”的外衣而已。
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有三点，一、有没有选择权；二、可不可以质疑；三、是不是被迫。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只有一种声音，比如学校教育，政府统一教材，全国所有的学校所有的老师的教学必须在教材的范围内。可不可以质疑呢？只要看看洪振快对狼牙山五壮士的正常学术探讨的结果就知道了，也就是说如果超出了统一的教材，就会受到打压。而且，所有的考试都在教材内，有标准答案，不允许自我发挥（像不像明清的八股取士）。再比如新闻媒体，也是广义的教育，媒体姓党，也就是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，只为党发声，受众必须接受，如果“妄议”，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会怎么样。在这种教育制度下，由于只有按执政者意图的灌输教育，没有公民教育，造成国民的思维完全被政府控制，如果有人批评政府，就像是侮辱了自己的父母，因为朝廷即国家。鸦片战争时期，列强军队打入中国时，国民漠不关心，甚至做带路党给列强军队带路，因为国家即朝廷。现在的国民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国民没有什么区别。也正是因为愚民教育，使国民不能或者不敢有自我思想，丧失了追求幸福的意识和能力。
二战前，世界形势是弱肉强食，拳头大小决定发言权，各国都追求国家富强，所以战争不断，终于酿成两次世界大战。二战后经过了几十年，世界终于接受教训：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比国家富强更重要，所以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幸福，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。反观中国，依然停留在二战前的思维，一味的追求国家富强，不顾民生。
我也觉得中国必须改变。
接下来就是怎么变了。